案情介绍

林先生是香港永久居民，在香港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。2014 年，公司拓展内地业务，林先生因工作能力突出被派驻深圳分公司担任部门主管，从此开始在深圳生活。2015 年，林先生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认识了内地居民赵女士，赵女士当时在广州一家企业从事市场工作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确立恋爱关系。经过一年的相处，双方于 2015 年底在广州登记结婚。

婚后，赵女士从广州辞职来到深圳，与林先生共同生活。2016 年，两人的儿子出生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2018 年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，林先生在深圳南山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，并办理了深圳居住证，社保也一直由深圳分公司缴纳。林先生在深圳工作稳定，生活习惯也逐渐适应，除了偶尔回香港探望家人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生活。

2020 年，赵女士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上海一家知名企业的高薪职位，考虑到职业发展前景，她接受了这份工作，前往上海任职。自此，夫妻二人开始了“双城生活”——林先生留守深圳继续工作，赵女士则在上海开启新的职场生涯。起初，两人每天都会通过视频通话分享生活琐事，每逢节假日也会轮流奔赴对方城市团聚，努力维系着婚姻的温度。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异地分居的弊端逐渐显现。林先生在深圳既要应对繁忙的工作，又要独自处理家中琐事，偶尔还要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（孩子前期随林先生在深圳生活）；赵女士在上海独自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，遇到困难时无人及时倾诉，生病时也无人照料。双方因工作节奏、生活重心的差异越来越大，沟通频率逐渐降低，话题也愈发稀疏，曾经的亲密感在距离中慢慢消磨。

2022 年，孩子到了入学年龄，赵女士希望孩子能到上海接受教育，方便自己陪伴成长，林先生则认为深圳的教育资源更适合孩子，且自己在深圳根基稳定，便于照顾孩子日常。围绕孩子的教育问题，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，矛盾首次公开化。此后，双方的沟通充满火药味，从孩子教育延伸到家庭责任、未来规划等多个方面，裂痕不断加深。

2023 年初，赵女士在一次深夜加班后独自回家的路上，深感孤独与疲惫，意识到长期异地已让婚姻失去了原本的意义，遂正式向林先生提出离婚。林先生起初极力挽回，认为两人感情并未完全破裂，只是需要时间磨合，但赵女士去意已决。

在财产分割问题上，双方再次陷入僵局。夫妻共同财产包括：深圳南山区的商品房（婚后购置，登记在双方名下）、林先生在深圳的工资存款、赵女士在上海的工作收入及投资收益、一辆登记在林先生名下的家用汽车。赵女士主张深圳房产按市价平均分割，存款及投资收益一人一半；林先生则认为自己在深圳房产的首付中出资占比达 70%，且长期在深圳居住，应多分房产份额，同时提出赵女士在上海的投资收益属于个人职业发展所得，不应全额纳入共同财产分割。

多次协商无果后，赵女士想起两人婚姻中林先生的经常居住地在深圳，便通过朋友联系到深圳一家专注涉港婚姻家事的律师事务所，咨询能否在深圳起诉离婚。律师在核查林先生的居住证（有效期显示连续居住满 5 年）、社保缴纳记录（深圳分公司连续缴纳 7 年）、房产证（登记时间为婚后）等材料后，明确告知赵女士：根据法律规定，被告（林先生）在深圳有经常居住地且连续居住满 1 年以上，深圳龙华区人民法院作为涉外家事案件专属管辖法院，对该案具有管辖权，她可向该院提起诉讼。

在律师的协助下，赵女士整理了婚姻登记证、林先生的居住及社保证明、房产产权资料、双方财产明细、分居期间的沟通记录（证明感情破裂）等证据，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。法院经审查后，于 2023 年 6 月正式受理该案。

庭审中，林先生虽认可双方感情确已破裂，但仍坚持房产分割应按出资比例倾斜。法院经审理查明，深圳房产为婚后共同出资购买，虽林先生首付占比更高，但婚后双方共同还贷，且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；赵女士在上海的投资收益产生于婚姻存续期间，应属共同财产。最终，法院结合双方出资贡献、居住需求及孩子的抚养权归属（双方协商孩子随林先生在深圳生活），判决：准予离婚；深圳房产归林先生所有，林先生向赵女士支付房屋折价款（按评估价的 45% 计算）；存款及投资收益扣除孩子抚养费预留部分后，按 5:5 比例分割；车辆归林先生所有，林先生向赵女士补偿车辆现值的一半。

判决生效后，双方均未上诉，林先生按期履行了财产分割义务，这场涉港离婚纠纷在深圳法院的依法审理下得以妥善解决。